豁出一切發出怒吼,要的不過是尊嚴 — 訪周博賢、樂隊 Little Hope、何偉航和陳八根談《野火》工運大碟(中)

最低工資已立法,但 $ 32.5,對香港工人而言,不過是最低的保障。標準工時、集體談判權,在香港仍舊缺乏,他們在社會的低層努力工作與生活,卻總得不到應有的重視與尊重。然而,他們期盼的並非要發達、要賺大錢,而是有最正常的家庭生活,與子女、父母有相處的時間,有讓一家人溫飽的三餐,有餘暇發展興趣——多卑微的願望,若果還是滿足不了,這社會是否生病了?在那些一波未平、一波又起的工潮中,工人的訴求從來不過份,他們期望擁有的,不過是身為一個人應有的對待。音樂人周博賢、職工盟教育幹事何偉航(Stanley)以及一班工友及素人樂隊,聯手製作工運音樂大碟《野火》,其中一個目的,就是要帶出工人的苦況與權益;期望能用音樂,喚醒更多人關注工人狀況。

(圖為國泰工會為爭取員工權益,在灣仔勞工署樓下抗議時的情境。)

《野火》大碟,共收錄了 13 首歌曲,期望能唱出工人的憤怒、苦況與希望。這次周博賢與 Stanley 決定找來素人樂隊演繹樂曲,其中一原因,乃為他們比職業的樂隊,與工人有更親密的聯繫。

可不可以不加班?

「天光番工 日日做只等放工
終於收工 點解我仲係咁窮 真冇用
波士一call 冇自由徹底封鎖
認真坎坷 追交貨別要懶惰」
(《坎坷》)

《坎坷》由素人樂隊 Little Hope 的 Martin 作曲填詞。他那時在機場工作,歌曲的靈感就是從工作期間裡爆發的:「那時,早已過了下班時間。然而為了要處理一延誤的航班,便硬著頭皮去做。」他對機場的文化感到無奈:「很多時,我們要工作至飛機開出,我們才能收工。航班若延誤,我們就要陪他延誤。」

「一路工作時,發覺自己怎麼軟趴趴呢?」他接著摸摸額頭,才發現自己發燒。他忍不住問自己:「自己怎麼這樣坎坷呢?不是說生病就不要上班嗎?放工時間已過,我為何還在工作呢?」他一路垂頭喪氣,歌詞與旋律卻自腦裡湧現。回家後,便將歌寫下來了,可謂將怨氣化成文字。

不是一個人,而是全部人的故事

「做到隻狗 做做做做到想嘔
晚晚飲酒 飲飲飲飲大個頭
天光返工 日日做只等放工
終於收工 點解我仲係咁窮  真無用」
(《坎坷》)

而這首《坎坷》,真的不只是 Martin 的心聲,可能也敲中其他人的心門,即便是其他行業,像出名工時長、低收入的飲食業、通宵達旦工作的記者、負責清潔的工友,大概都會有共鳴。像建築業工人陳八根,他聽到《坎坷》,還是會感同身受:「過往沒太多關於工人的歌曲出現,即便有都是《團結歌》等,不算有太多人認識。我希望自己能用這一番說話,用這首歌,去喚醒工友,我們要有尊嚴地生活。不是要奢求有很多錢、要大魚大肉,而不過是拿回自己應得的東西。」

我們只想「有得揀」

怨氣之源,Martin 說在於自己無選擇加班與否的自由:「很多時我們的加班都是非自願的。合約上寫是 5 天工作天,收更表時始知要工作 6 天。以前更嚴重,一個月僅有1 、2 天休假,幾年來如是。」由於工作環境惡劣,員工便成立了工會。「若你問我,希望能有甚麼改變——我期望選擇權不應在公司,而是在工人手上。」而 Martin 表示,這問題到現在尚存在。

而建築工人陳八根很年輕時已進入地盤工作,是朝八晚五工作。他中途離開了地盤,後來回歸舊行業,卻發現工作時間已變成朝八晚六。「較資深的地盤工友很清楚地告訴我,是在金融風暴前後,延長了工作時間。」陳說當時生活環境都不太好,於是以下情境變得普遍:「僱主拍下你膊頭,跟你說:『拍爛檔,密啲手,今晚六點九。』加班加到 6 時 45 分,而非到 7 時,那老闆就不用給加班費,那工人其實白白多做了一小時。然而那時環境不好,工人不敢不接受。」陳再慢慢說下去:「環境不好,大家可以和僱主共度時艱。但全世界的僱主總是,共富貴免問。」

工時長 你我代價知清楚

「勞動太多  不去睡不休假
亡命追趕  太累怎能不出錯」
(《農村包圍城市》)

Stanley 認為,工時長對工人個人、社會都有負面影響:「如點心師傅,我們平日早上 7 點鐘飲茶,但是蝦餃燒賣要更早準備好。工友們要凌晨 3、4 點回到酒樓,開始搓腸粉。而他們要去到 4、5 點才能放工,總共 12 小時。」他們自然沒時間、沒精神照顧子女,回到家差不多已是就寢時間。亦曾有工友向 Stanley 反映,由於放工後時間少得無法和伴侶相處,最後離婚收場:「這些情況,只是冰山一角。」很多家庭問題,緣於家長要出去工作,無法選擇時間,無法照顧孩子,無錢又不能請別人幫忙。然而,若有標準工時,情況或能改善。

「標準工時還可紓緩健康問題,如勞損。」陳八根曾見過不少上了年紀的建築師傅,生骨刺(退化性骨節炎)、腰受損:「工人勞損後要看醫生。我想很多工友,都不可能會買醫療保險,大多是買公營醫療。但那付出的成本,我們有沒有人計算過呢?」他指,現時在公營機構排隊的都是公公、婆婆:「這些損傷,就是他們過往付出身體勞力換回來的,現在政府要承擔他們生活的成本。若有標準工時,至少我們的身心都會健康一點。」

Stanley 亦指,標準工時能改善職業安全。現時的巴士車長,運輸署需有工作指引制定工作、休息時間,但一個工作日內最長的工作時間,仍可高至 14 小時。雖然車長在工作 6 小時後最少應有 30 分鐘休息時間,但用膳時間亦包含在休息時間內。而 2 個相連工作日之間的休息時間,應多於 10 小時——10 小時,僅僅足夠人們回家、上班、睡一覺吧,還能做甚麼呢?這指引,並未保障車長有足夠的休息。

「而駕駛巴士是一件很危險的事。司機要駛上公路,車上亦有不少乘客。一有甚麼意外,不只乘客、路人都會有危險。但現時的指施是不足夠的,沒有法例規管。像九巴等巴士公司,他們若不遵守指引,其實政府都拿他們沒辦法。」現時的車長,每天或駕上 10、11 小時,最多甚至 14 小時:「這對車長、乘客及途人都不健康。若有標準工時,那就能解決這問題,減少交通意外的發生。」

長期未落實的標準工時

「誰想每日這麼感慨
時間有沒有得更改
勤奮沒年月的辛酸
賺得足夠是否不再」
(《辛酸》)

無限期、無補償的工時,能否更改?如此辛酸的生活方式,沒人應該承受。如是這,就關乎標準工時立法。標準工時,乃由政府設立標準工作時數。若僱員超時工作,老闆需作出額外的薪金補償。而 Stanley 亦補充:「標準工時,不是說每個人都要做足 8 小時,而是說他們有選擇權,選擇是否去加班。我們不是不做,而是要讓我們選,不要迫我們。」

他又提到:「澳洲墨爾本 19 世紀中期,就已有標準工時。他們那時已爭取到:8小時工作、8小時睡覺、8小時做自己喜歡的事。」全球而言,逾百國家已實行標準工時,如南韓及台灣在制定工時後,令工時成功大減;而英國亦曾透過標準工時,改善了職業安全與工人健康問題。「但今時今日香港2015年,21世紀還未有標準工時,為何呢?」Stanley 問。

早在 2011-12 的《施政報告》裡,已講明會展開標準工時的政策研究,只是現時來到 2015 年,有關政策還未落實。標準工時委員會及統計處於去年所作的調查指出,香港僱員每週工時中位數為 44 小時,有 156 萬人每周工作逾 48 小時,而部分飲食業、地產保養管理、保安、安老院舍員工更高達 60 至 70 小時,而有多於 7 成的僱員,超時工作卻沒有補假、補薪,遭受不合理剝削,可見有標準工時立法的需要。

然而,標準工時委員會於今年 3 月提出以合約規管工時,在合約上列明工時及休息時間等,卻不贊成劃一標準工時,惹起不少關心工人權益人士的不滿,認為這政策只是迴避立法規管工時,使長工時無補水合理化。而立法會於 6 月 4 日討論「立法制定標準工時」的無約束力議案,因有大部分功能組別議員反對,議案及修正案皆被否決。工人的權益,始終未被重視。

集體談判權缺失  工會沒「牙力」

Stanley 指,要改善現在的情況,其中一可行的方法是提升工會的談判地位,令它能和資力抗衡:「一些歐美的先進國家,他們的工會可以很有『牙力』,和老闆去談判,政府不需立法也可以。工人能夠透過工會,去發表他們的聲音,告訴老闆知道,中間存在一共識的過程。」

「如香港工會有談判地位的話,也可令工人的工作條件可以改善,辛酸的環境可以改寫。談判權是一簡單的過程,老闆只要放低身段,就可以平衡和工人之間的矛盾。大家可以拿到共同對話的機制。那事情就能很快解決,就不用常常去抗議、罷工。」然而,香港大部分的工會,卻沒有能和老闆平等磋商的權力。在香港英治末期,港督彭定康在任期間,其實立法局曾通過《集體談判權條例》。勞方集體性透過工會,與資方談判僱傭條件,資方必須參與,而談判結果有法律約束力;該條例適用於 50 名僱員以上企業,而工會有一定數量僱員參與並取得一定僱員授權後,則可行使集體談判權。但是在主權移交後,香港臨時立法會卻在 7 月 16 日將此條例凍結,更於 11 月廢除該法例。自此民間縱一直爭取恢復集體談判權,卻無進展和結果。

要據理力爭不退讓

Stanley 認為未來除應繼續爭取標準工時、集體談判權外,亦要竭力壯大工會,而工人亦要主動爭取自己的權益:「現在有很多勞工法例,它們並非最好、最完美,但至少存在。然而,當我們和工友去勞工署、勞資審裁署、或處理勞資糾紛的法庭,它們都會勸你調解。」在那裡,即便資方欠你一萬元,中介一方還是會勸你將金額降至 5000 元;或者勸你假期薪金不要和資方算十足,以免產生爭拗。

「我們覺得工友一定要主動投案、投訴,不要只是和解,拿到錢就走,而是按著法例所寫的,據理力爭。而且背後有很多人,如工會、市民,都在支持他們。」Stanley 又再補充:「老闆和工人,永遠都是相撲手和嬰兒的對抗,永遠都沒有平等。那就要透過其他途徑,如工會和法例去爭取。法例寫明要賠足某金額,就應賠全數。」

令人討厭的「獅子山精神」

未來要改善工人權益,大概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回望工人這漫長的抗爭道路,Stanley 很感慨,認為絆腳石就深埋在港人植根而深的思想裡:「我知道一套很令人討厭的想法,就是獅子山精神。人們總說:『今日做地盤、做低下階層,就是你當初不讀書!』他們總喜歡說你沒有努力過,然後說自己今天賺到錢,是因為他聰明——但其實這說法是不成立的。

「首先,有錢的人就有多些機會去選擇。低下階層的人,本身沒有太多機會去讀書,可能他們要幫補家計,十三、四歲就要出來工作,那起跑線已經輸了。再加上香港教育制度,小孩不能有同一個學習環境,有些人有錢可以去補習、學東學西,找到好老師教。但有些沒有太多資源的小朋友,起步時就要幫家人,或者只能自己做功課。

「我們要思考的是,是甚麼令工人陷入現在困境呢?而這群工人,在社會中一定要存在的。你必然要有人興建樓宇、清潔。他們是有價值的、對社會是有貢獻的。很多年青人在歐美也是倒垃圾維生,那沒緊要,能養活家人就可以了!若多想這些方向,整個社會大概會有翻天覆地的改變吧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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