發掘評論的可能性 — 「重寫我城:評論的十二種未來式」研討會(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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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圖片來源: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(香港分會)】

於「重寫我城:評論的十二種未來式」前 2 節中,講者們都道出了評論普遍的本質,以及必須要注意的事情。而在第 3 部分「IF」裡,則重在闡述評論的未來:評論的路可以如何走、如何發展?講者徐緣、胡銘堯、鍾樂偉及周博賢,則分別分享了評論如何應用於營銷上、撰寫古典音樂評論時需要注意的事、如何透過對照去評論事情,以及在未來建立評論倫理的需要。通過四位的分享,或許我們可以窺探到,評論發展的可能性。

徐緣:評論營銷之難

壹傳媒首席營銷官徐緣,寫甚多有關銷售的文章,卻坦白說:「我很少評論營銷點子、廣告意念,因為很難。」原因在於營銷核心處,在於能否賺回成本。

「無論你如何批評它的點子,但它可能最後卻能收回成本。如果我們用創意角度去分析或去評論的話,這些看來都很無稽。」他認為由於無法理解受眾心態如何被滿足,不肯定能否代入廣告商所針對的消費者群,所以難以評論營銷的意念。

「評論營銷之第二難處,就是要公道。」他指一些營銷點子其實由客戶所限制或提出,若貿然批評它,或會冤枉了廣告設計人,對他們不公道。

他又指,由於難以判斷一個意念是原創、抄襲、參考;而且不同的創意,放在不同文化和時事情況之下,它會產生不同的涵義:「即便創意一樣,但放在不同的語境下,它也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。」所以,難以用原創性去衡量評論的好壞。

讓品牌也成為評論人

營銷難以評論,但現時品牌卻愈來愈敢評論。品牌從被評論對象,竟搖身一變成為評論人。例如先前的廣告【可惜嘉士伯唔搞豬肉檔】、【可能係最正嘅宇宙之旅】,藉此顯示嘉士伯這品牌對新聞、城中熱話的意見。又例如幸福醫藥,亦曾以「新獅子山下精神」,透露他們對香港前景的感覺。

「很多人都說,你的品牌若牽涉到一些政治議題,表了態,那就會有些問題。所以無論你如何『抽水』也好,千萬不可以碰政治。」的確,不少品牌雖勇於發表意見,但對政治往往三緘其口。徐緣卻不認同這種營銷態度:「然而,對此,我是不同意的。品牌可不可以有個性,成為評論人呢?」

他以美國品牌 Brentwood Photography 為例,該品牌於美國通過同志婚姻合法化的當天,將自己的 facebook 頭像換成彩虹色,表現其支持的態度。縱然有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客戶,下訂單後投訴要退錢,但是 Brentwood Photography 竟回應錢不能退,但是會捐給支持同志平權的機構,可謂對其立場的堅持。

「若從商業考慮,這可說是自斷米路。以前讀書時,老師教我們從商千萬不可得罪人,又教我們:『顧客永遠是對的!』」徐緣現在回想起,卻不敢苟同:「但這是錯的,那是助紂為虐。」

他指這種堅持立場、勇於表態的做法,縱或會得罪一部分人,但有其好處:「因為這些文辭、表態,而令人知道這品牌是有血有肉、有人性、有態度、有價值觀。」表明立場將令一些想法、信念、價值觀相近的顧客,對該品牌更『死忠』,甚至助你分享有關的訊息——而這,是徐緣認為營銷品牌最重要的一點。

 

壹傳媒首席營銷官徐緣。

 

胡銘堯:此時此刻,推廣古典音樂甚艱難

古典音樂評論人胡銘堯,得到的講題是:「評論可以如何玩」;然而,他卻直稱:「古典音樂,是最不能玩的題目。他是一既定的東西、有程式、有完整的模式。我們都覺得,那些是逝世前輩留下的經典。」

要如何去聆聽這些經典,對生活得急速、需應付日新月異的更替的現代人來說,似乎成為了難題:「現在進入了 Web 2.0 的世代。而對推廣古典音樂最大的問題,就是人們的 attention span(集中注意力的時限)很短。然而一首古典音樂卻很長,約半小時到一小時,那我們這些推廣的人,又能夠如何呢?」

「加上現在眾聲喧嘩,我們已不能接受一些長篇大論的論述。這時代總被 soundbite 所充斥,因為所有事情都發生得很快。」我們對古典音樂的認識,可能只是在電影中略略聽過——例如是在《2001 太空漫游》、《星球大戰》裡聽過李察斯特勞斯(Richard Strauss)的名曲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》(Also Sprach Zarathustra),卻不曾完整聽完一曲,也不曾追溯它在電影以外的意義、作曲家的原意:「作為一個古典音樂的人,我如何令大家聯想到那語境呢?這其實很難。」

跨越時代的想像力

「我能夠說的是甚麼呢?就是令聽音樂的人有多些想像力。不單是知道,還有能夠想像及代入他當時的場景。想像力才能令藝術評論人,在思考中能夠持平。」他指,跨越時代的想像力是評論的關鍵:「那是作者、評論人、甚至是生活的人,都是需要的——其實就是去想像,以前的人是如何生活的,亦想像以前經典如何形成,而今日我們又可以如何塑造經典。」

他以《芬蘭頌》為例,該曲就是西貝遼士(Sibelius)為抵抗俄羅斯帝國的入侵而編寫的。若僅聽其旋律編曲,不認識其作曲動機及社會背景,則無法完全理解其能被奉為經典的原因吧。

為經典與世界接軌

胡銘堯道:「當高速的生活成為了現實,作為藝術的評論人,我能夠做些甚麼呢?坦白說,我沒有甚麼把握。抽象一點的說,我希望能將音樂、經典帶落地,又將一些東西變成經典。」

「我們很容易踏進一個陷阱:古典音樂很易就成為一種高尚的藝術,高尚到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地步。你完全認為它不需與世界接軌,但這是很危險的……所以,我們很需要一種接地的立場,不單是要說西貝遼士或李察斯特勞斯的經典;更要講出這些音樂對現在的社會,一樣有其啟發性。」而胡認為,身為古典音樂評論人,就要為兩極做一道橋,將經典和社會連繫上。

古典音樂評論人胡銘堯。

 

鍾樂偉:藉對照了解自身

作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全球研究課程助理講師,熟悉韓國的鍾樂偉,常常評論發生於南韓及北韓的大小事情:「寫南韓和北韓的事,可能是想將香港,一些很奇怪的事,透過對照,你會發現香港發生的事,當地是如何處理,而香港又有甚麼問題呢?」比較與對照,其實都是為了解他人和自身。

他在今次的研討會上,舉出多個例子,當中包括今年在南韓爆發的 MERS(中東呼吸綜合症)。他指曾經經歷過 2003 年沙士爆發香港人,對此事件特別敏感和緊張;他又指出香港人深知疫症在社區爆發,將對社會造成一定影響,帶來嚴重的問題。這亦令他了解到,南韓對此問題缺乏意識,難以控制及處理疫情。

香港怎麼不問責?

「金正恩很喜歡大興土木,建了一新機場。但因不滿意機場的設計,便認為要問責,要處決那個設計師。」鍾樂偉道,稱金正恩頗重視問責,若有人做不到他的要求,則會對他毫不留手。

他認為香港官員似乎是一反面:「高鐵『爛尾』兼超支,卻沒人要負責。」高鐵延誤 3 年及超支 200 多億,卻沒有官員要承擔責任:「我們不是要處決負責官員,但至少我們要求他們負責。香港比北韓差,就在於政府做錯事卻不需負責任。」藉著北韓例子,可反映出香港政府的漏弊。

釐清真相,是評論人責任

而做評論,往往離不開消弭誤解。梁振英曾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中,默認北韓都是真普選;對此,鍾樂偉回應道:「關於普選的爭議,實在有太多的歪理、歪論。大家都知道,金正恩是在人民會議下,一人一票選出來,但這又是否代表他就是通過普選當選的呢?」

「政客想找某些議題去演繹他們的說法,但原來他的想法抽空了很多東西,並不全面。那我們作為評論人,就應嘗試補充那些空間,釐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,希望大家對事實有多些掌握。」

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全球研究課程助理講師、文化評論人鍾樂偉。

 

周博賢:評論是一種暴力

「我覺得評論真的不是一意見表達。那是一個中介,能夠生產出意義。」音樂創作人周博賢認為,評論並不輕巧,需謹慎待之。

他引用英國文化學者西伐史東(Roger Silverstone)的說法,解構評論的 4 個過程:「首先是信任,你對文本要有一定信任,才會去評論它的;但是評論它,其實牽涉著一重侵略、一個粗暴的介入;你要進入文本,挪用它其中的元素;最後將這些元素重構,加入你的演繹,成為新的意義——所以評論當中,必然存在暴力。」周博賢說。

「所以我們去評論一件事時,不要把自己純粹當成意見表達,認為『說說也不行嗎?』不是的,當我們評論時,我們已在行使一種暴力。」

當權者對評論人的壓制

當評論是一種暴力、是一有著攻撃性的武器,就能解釋當權者為何如此忌諱或緊張評論人的聲音:「評論,其實就是我們這些沒有公權力的人民,唯一的武器。」當高鐵超支 200 億,我們不能向官員對粗,便唯有用評論去罵、去批評。「如此,評論人自然會被打壓。單只算以往數年,我們便發覺有太多的例子,劉進圖事件便是其一。」

平民間的口誅筆戈

「然而,法國哲學家傅柯(Michael Foucault)亦曾說,權力不只存在於當權者和人民之間;其實在人民與人民之間,都存在著一種權力關係。」周博賢指,當我們對另一人行使權力時,當我們做一些事情嘗試去改變對方,去限制他可以反應的行為或可能性時——其實我們就已經在對他施行著權力。

他以早前在網上發生的張潤衡事件為例:「本來事情源自台灣粉塵爆炸一事,我們其實應該關心台灣的情況,但大家的關注點卻去到張潤衡身上,甚至重提八仙嶺事件。網上的評論裡,有一班人在翻他的舊帳,但他們都是道聽途說,並無真實看見。」

在那次事件中,若有人嘗試駁斥他人對張的指責,就要承受他人的猛烈攻撃,然後人們就會害怕發言了:「這就是一派人對另一派的人,行使權力的其中一個例子。他們排山倒海的攻撃,限制了別人行動或反應的可能性。」權力關係,其實就存在於社會的肌理之中,不只由上而下的發展,甚至可橫向延伸。

權力由自由衍生

「我們總以為因某些人行使權力,才會令到一個人失去自由。但傅柯的說法是,因為我們有自由,才會有這種權力關係的存在。」周博賢進一步解釋:「如我做了一件事,你可能有幾種反應,而你能選擇作出反應,是因為你有自由。但如果你是沒有自由的話,可能我會把你一槍射死,讓你以後不能再發言——這一種不是權力關係,而是一種奴隸主與奴隸的關係,或是戰勝國與戰敗國的關係。

「這反而提出了,自由才是生產權力關係的基礎。換言之,因為我們有言論自由,才會成為人民與人民互相行使權力的基礎。」權力和自由,並非互相排拒的。

堅守評論的權利

周博賢指,我們看待言論空間和評論,實有 2 個層次:「於平民與當權者的層面上,回顧香港自回歸以來的經驗,人民批評當權者的空間,是愈來愈被收窄的。當權者不想延續人民與當權者的權力關係,而是想將我們變成奴隸、被征服者,連權力關係都抹走——我認為香港,是在面對這樣的危險。」他認為普通人對當權者,必須要繼續堅持和爭取言論的空間,因這是我們唯一的武器。

他指有些官員稱自己有言論自由,有權發表個人言論,實屬歪論:「你是當權者,又已公權力,還要以這言論自由的權力,去打壓普通人?這是不公義、不道德的言行。」

需建立評論倫理

而在平民與平民的層面上,由於評論裡存在暴力,周博賢認為不能輕率:「當我們行使評論權力的時候,其實需要一種倫理、一種自律、自己對自己行為的規範,如要忠於事實,在評論前三思。」但周認為這種倫理尚在發展中,希望假以時日能建立出一較健康的評論生態。

「而我覺得作為讀者,必須要獨立思考。不要因為一些教主級或意見領袖的發言,就盲目相信。而是用自己的獨立思考,去判斷某種言論是對是錯、應否讚好或分享。」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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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論的民主化時代 -「重寫我城:評論的十二種未來式」研討會(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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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樂創作人周博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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